将历史真实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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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寒 整理

由吉林省作家协会、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作家》杂志社主办的“认识‘吉林文笔’系列活动——报告文学《围困长春》研讨会”在吉林省宾馆举行。作为作家李发锁蛰伏多年之作,这部5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吸引了各界目光。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李发锁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书写历史,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了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朱晶:历史真相与正义情怀

历史真相:以围困长春为聚焦点,从大局到细节,深入解剖东北解放战争的历史内幕。

1948年10月21日长春解放,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但是如何评价那场70年前的围困战役,如何还原与之相关的国共在东北乃至全国战局最后较量的历史真相,仍然是历史与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李发锁这样说明写作的动因:“几十年来,围绕这桩历史重大事件,颠来倒去有若干说法,严重曲解了历史真相,质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性,进而否定共产党执政的合理性”,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还原历史真相,理清大是大非”。此表述十分重要,展示了作品的现实针对性和作家的历史责任感。

《围困长春》的新意还在于其触及的历史敏感点,由此真切而深刻地掀开了历史的本相。其一,对于后来陷入“反革命集团”的林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实事求是描写,肯定了他们作为人民解放军将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历史作用。特别是林彪,正面表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华及其内向的性格,真实表现了他在四平、长春、锦州等战役上与毛泽东的争论与磋商。其二,中共与苏共的关系。应当说,书中称赞了苏军击溃日寇的关键作用,写到具体接收过程对中共的友善,同时也如实揭露了他们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为正统,抢夺东北资源、企图霸占中国领土的错误行径,痛快淋漓地书写了毛泽东代表新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维护中国人民权益的壮举。其三,直面长春围困的设卡与饥民问题,细述国共双方的不同对策。触及历史敏感点,就是破解历史难点,就是对历史的新发现。遍访当事人,研读大量历史文献,披沙拣金,去伪存真,李发锁的实事求是精神和政治勇气十分值得赞赏。

正义情怀:剿共必然引起革命,民族欺压不可承受,解放战争难免付出代价,重述历史的良知与胆识。

正义,属于内涵广泛的伦理学、政治学范畴。联系本书文本,我想把它理解为一种反观历史的价值判断和主体情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信念对于历史现象与人的是非、善恶的公正臧否。历史正义,即对待历史的公平心、公正态度,尊重史实说真话,为人民的根本利益说真话。

《围困长春》的正义情怀坦荡凛然,大爱殊深。

一是坚持战争叙述的正义立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一再申明,战争分正义与非正义。战争和阶级压迫是蒋介石集团制造的,为了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我们不得不以革命的战争反抗反革命的战争。

二是弘扬民族正义。这主要表现在揭穿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官僚资本打内战的后台老板嘴脸。书中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接连与美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1945年“年底驻华美军已达11.3万人”,“1947年,美国资本在华投资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

三是维护阶级人性的正义。具体所指是,如何正确对待战争中难免的牺牲,如何努力保护人民大众的生命和权益。战争总要付出代价。李发锁关于东北战局的记述,有两个需要关注之点。一个是土地改革。着墨不多,十分必要。另一个就是“围困长春”。

反思东北战局的长春围困,李发锁着眼的是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解放战争沉重而光辉的战例,长春围困战理应载入史册。李发锁的历史叙述关乎人民大多数的生存命运,关乎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局,符合革命阶级的人性正义,彰显了作家的博大良知与人道情怀。

张文东:一部壮美的史诗

我对这部作品的认识,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具有史诗意味和壮美风格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具体而言之,我的评价中实际上有两个关键词:史诗、壮美,而在我归纳起来,这两个关键词又都离不开一个“大”字。

第一组“大”字,就是“大视野与大历史”,就是史诗意味。

第二组“大”字,就是“大叙事与大情怀”,就是壮美风格。

就第一点而言,这部报告文学首先给我们至深印象的,就是他的大视野,下笔是从抗战胜利后的东北写起,但视野却是整个的中国乃至世界,事件虽然是围困长春,但历史却是整个东北乃至全中国的解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几次在文本中提到了黄仁宇,而我们知道,黄仁宇向来是以其所谓“大历史观”乃至大历史的书写见长的,而浅显一点来说,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其实就是以“宏观”的视角,从“联系”的角度,既注重历史的纵向的必然的演变与趋势,也注重历史的横向的综合的结构关系和总体背景,所以回到文学叙事的角度而言,其所谓大历史,其实就和我们所谓的“史诗”是一致的。

就第二点而言,这部报告文学的突出的艺术特征就是宏大历史叙事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宏大家国情怀。

也许是因为这部作品本身记录的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战争历史事件以及其必然胜利的历史经验,所以题材与主题的重大直接决定了它采用宏大叙事的必然选择。但是在我看来,大的(自知之明是最难得的知识。——西班牙)叙事应该不仅仅是指大的历史事件和大的战争场面,以及大的视角和时空等等,其中可能更为重要的实际是一种大的情怀即寄托。古人所谓创作的托物言志也好,或者批评上的以意逆志也罢,其实所有的叙事都是一种情怀,所以有大叙事,实际上就是有大情怀。

描写一幅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壮丽画卷,这部作品的用意和效果都达到了一种特殊的表现力和感召力——人民解放战争为什么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胜利?——能在当下这个消费的时代里提出并回答这一问题,就是作者的大情怀!就像我们在作品中不断看到并体会到的,作者始终都在比较和发现当中——形势的比较,力量的比较,战略的比较,人心的比较,进程的比较等等——不断地提着为什么并回答着为什么!

吴景明:历史本真与文学表述

《围困长春》是一个趋于本真的历史叙事文本。

首先,作品对历史真实本质的理解与把握受创作主体作家历史观的制约。作家是站在战争全局的立场上,以真实性为原则,多角度、多方位地呈现围困长春这段历史,在展示“历史真相时,显示其不动声色的力量。”长春——东北——中国(1948年,两种命运的决战)——世界格局(美、苏、日、中)作家是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书写历史。因为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围困长春》主要不是战争场景的专著,而是用相当篇幅叙说国共双方不同的政治架构,不同的土地政策、兵役制度、不同的俘虏政策……这些不直接关乎战争走向、却深刻影响战争的胜败。报告文学将东北解放战争及围困长春战役,置于当时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复杂局面之中演义与剖析,把局部战役放到世界大格局之中进行战略与策略的叙述,从这种大历史观出发,对东北解放战争,尤其是围绕长春战役的深层社会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历史还原,着力弄清似是而非的说法,还原历史真相。

其次,作品对历史真实本质的理解与把握与时代语境设置中真实言说的可能性有关。七十余年来,围绕围困长春战役有若干似是而非的说法,是中国革命战争与军事史上一桩重大历史事件,海内外关注。任何文学作品的真实都是建立在历史的真实与历史理解真实相结合的基础上的。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日渐宽松,从一元独尊到多元并存;从中国历史的封闭,走向世界历史的开放格局,因此,也只有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长春围困战才能得到多角度、全方位的重新阐释,特别是对贫民饿亡的书写与考证。

报告文学《围困长春》紧密围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主要战役与重大历史事件,对于围困长春这场战役,作者既写了胜利与成功,又写了失败与挫折,站在大历史观的角度,剖析书写历史,理清诸多臆断,还原了长春战役的真相。

尽管《围困长春》取得了诸多成就,但作为吉林文笔的代表性作家,我们仍然对李发锁先生有诸多期许:

首先,《围困长春》采用了守正纳新的历史观。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战争书写,虽然极力融入其他创作方法,但其开放性、多元性格局尚未形成。

其次,报告文学的表达方式及文体创新方面存在不足。在文体方面作者虽力图创新,但多为传统报告文学方式,没有文体交融与互渗。

最后,战争文学书写的局限。《围困长春》《代后记》中说:“谨以此书献给为长春解放而英勇牺牲的官兵和长春市的死难百姓”,在作品的书写进程中也的确显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如对贫民饥饿死亡数字的考证等,但应该说中国战争文学与世界战争文学的书写还存在差距,在“正义”与“非正义”、“进步”与“落后”及历史“动力”与“阻力”的二元对立书写描绘中,人性的维度有所不足。

鲍盛华:给东北突围的“笔杆子”之路

这本书的出版,让人想起了三个“杆子”:枪杆子,腰杆子,笔杆子。当年战场上的枪杆子,让长春,让东北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同时改变了全国的局面而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统华宇;当年经济上的腰杆子,让长春,让东北成为老工业基地,成为共和国长子;而今天文化上的笔杆子,以长春,以东北地域性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等方方面面为开掘的对象,从一域管窥全局,形成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现象级的作品,为东北文化领域特别是文学领域的某种现象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和一条路径。

《围困长春》其实是为“解围”而来。

当郑洞国放下了手中的枪,走出了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的地下金库,长春的围解了。这是在军事上对长春的解围。解放之后的长春和东北,开始了经济的振兴。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中,东北大力发展国有企业,且以重工业为主,在工业企业发展领域成为共和国的“长子”,共和国的发展又一次在东北取得了突围,东北对全国的贡献与支持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近三十年来,东北的发展却一波三折,经济发展不仅不再是领头羊,甚至开始拖后腿。

就在这样的大的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围困长春》横空出世。在东北振兴的发展进程中,该书的出版为东北文化振兴或者文字振兴提供了一种想象。比起经济振兴来,文化振兴也许是有条件的和可能的,东北的丰富,能够化为文化产品、文学振兴的“笔杆子”之后值得关注和研究。

文化可否逆势而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过去吉林的几个文化现象,就都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比如,“吉林电视剧现象”“吉歌现象”“吉刊现象”,等等。而如今,从任林举先生的《玉米大地》《粮道》到今天李发锁先生的《围困长春》,从刘庆的长篇小说《唇典》到任美霖主编的历史文化散文集《永远的长白山赋》,一大批人把深沉的爱投给自己的家乡和故土,奋力以文学的笔法展现东北地域的历史、文化、民俗等等,露出了某些文化现象的端倪。这就是“笔杆子”的力量。

但“笔杆子”之路至少要有这样几个特质:真挚而深远地爱自己的家乡,这种爱甚至要有几分执著和执拗;要有大历史观、全局观,把故土至于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透视自己的家乡,从文化产业开始转而研究产业文化,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让文化深度与社会的边边角角整合、融合到一处,以文化的视角审视周边的世界,然后,用文字的笔触感知它,呈现它。

显然,这三点,《围困长春》都做到了,所以,李发锁先生是在为长春解围,是在给东北突围,他从浩如烟海般的历史资料中得来所叙述时间的轮廓与细节,在给人们一个文学方面的享受与惊喜的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文化振兴的“笔杆子之路”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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