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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 吴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文字则是记录文明的最佳工具。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字之一,甲骨文以其丰富的内容、完整的文字体系成为了中华民族悠久文化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联通上古中国与当下中国的重要途径。1899年,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铺的一味药材——“龙骨”上发现了文字,开启了甲骨文研究之门。转眼间,时间早已过去了120年。由于甲骨文对中华文明的传承有着不可代替的象征意义,全国多地都举办了纪念甲骨文被发现120周年的活动,更多的人借由这个契机重新认识、走近了甲骨文。

2019年,甲骨文研究迎来了新的热潮,但是,同样是在这一年,一位研究甲骨文的大家却悄然离开了人世。农历己亥年春节刚过,许多人还沉浸于假期的快乐气氛中,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李学勤教授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86岁。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

对于李学勤这个名字,如果不是从事与历史研究领域相关工作,人们可能会觉得十分陌生。但即使是从不关心历史的人,也会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有所耳闻,而李学勤正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

虽然仍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中华文明的意义是重大的。我们常常自豪地对人说“中华文明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但能够被证实的“信史”只有三千八百余年。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代中晚期中国土地上的灿烂文化,但是商代早期和几乎整个夏代的历史则处于一个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的尴尬处境。其实这个问题早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遇到过了,司马迁称自己曾经看到过一些黄帝时代以来的文献,但是由于这些文献中对于年代的记载相对模糊、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漫漶不清且相互矛盾,所以他只好弃之不用。

而由李学勤先生出任首席科学家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意义正在于此:对于上古三代事件发生时间的确认不但有利于对这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还能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李学勤先生的甲骨文研究,说起来颇为传奇。李学勤先生是甲骨文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但他却不是历史学或古文字专业的科班出身。1951年,不到20岁的李学勤先生考进了清华大学哲学系。入校后,著名哲学家金岳霖先生对他寄予厚望,并给予他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按照这条路线走下去的话,中国的学术界可能会多了一位哲学家李学勤,而不是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谁都不曾想到,入学两年之后,李学勤先生却对考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于是,他从清华大学“离家出走”,以临时工的身份进入了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中国科学院陈梦家等老一辈历史学家的指导和帮助下,1954年,本该是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李学勤却成为了一名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正式员工。所以,即使是到了后来,李学勤先生成为了中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者,他的学历仍然是清华大学肄业,这在中国是极其罕见的。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几乎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结合在了一起,对于一个当时已经将要退休了的老年人来说,他这样地执着究竟是为了什么?

原来,李学勤先生在长期的历史研究中,不但对历史细节有着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把握和理解,对历史学科本身也有着深入的反省和思考。其中,李学勤先生最为发人深省的断论便是“走出疑古时代”。

中国人对待历史的态度向来有三种:“信古”“疑古”“释古”,著名历史学家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三种态度其实是有着先后顺序的,而我们目前正处于从“疑古”到“释古”的转化阶段。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数次声势浩大的“疑古”思潮,而对我们当下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便是晚清以来的疑古热潮,它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切圣贤几乎都推翻了,中国古代再也不是那个礼乐分明、令人神往的黄金岁月,而是一个连它的存在都是值得质疑的历史阶段。如果站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去看,这次疑古热潮有着重大的意义,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但是凡事有利就(奢侈是舒适的,否则就不是奢侈。——CocoChanel)有弊,这次疑古热潮也不乏矫枉过正的情况,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判有时甚至不免带有很多主观的色彩,这显然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不够严谨的。

在这种情况下,李学勤先生继承和发展了冯友兰先生的“三阶段论”,并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倡议,而围绕着“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研究则是李学勤先生对这一倡议的具体实践和代表性成果。

近年来,李学勤先生又投身于“清华简”的研究当中,直到去世前不久,他还在国内高水平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两篇有关“清华简”的研究论文。李学勤先生对“清华简”的高度关注,正是他对其“走出疑古时代”倡议的又一次实践。“清华简”指的是一批收藏于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由于其出土时间、流散过程无法确定,所以许多历史研究的同行们认为这一批竹简大多为后人伪造。李学勤先生力排众议,以古稀之年亲自参与到了这批竹简的清理与考释当中,通过多种证据的证明,大胆推测出这批竹简为白起伐楚之前出现在楚国的历史文献。而更多的成果证明了李学勤先生的推论,有力地回击了对“清华简”真实性的质疑。从“疑”到“释”,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标志着中国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

那些不能忘记的名字

李学勤先生一生致力于甲骨文研究,他和他的团队通过对古代文字和文献的解读勾勒出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轮廓,厘清了上古中国的基本谱系脉络,疏通了上古中国与当下中国之间的沟渠。而在李学勤先生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起到媒介作用的就是甲骨文。可以说,甲骨文是我们揭开自己身上文化密码的一把钥匙。通过对甲骨文的解读和研究,我们可以对中华文明作出追根溯源式的发掘,这对提高民族文化自信至关重要。

今年是甲骨文被发现后的第120个年头,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但在甲骨文的研究历史上,有一些名字仍是让人难以忘记的。

王懿荣:他是最早发现甲骨文的人。一次,王懿荣在药铺开药,看到所开药剂中“龙骨”这味药上有着细小的花纹,多年的金石研究经验告诉他,这一定是一种未知的文字。王懿荣索性将这些龙骨全部买下,并对上面的文字加以考证,初步断定其为商周时期的文字,从此,中国告别了“人吞商史”的年代,记有文字的龙骨也摆脱了被人研磨后入药的命运。

刘鹗:他是第一个对甲骨文进行整理的人。王懿荣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以身殉国,其子将其所收藏的一千余块甲骨转卖给了刘鹗,刘鹗对这些甲片进行了整理,著成“铁云藏龟”一书,从此,对甲骨文的发掘与研究开始日渐兴盛。

“甲骨四堂”:他们是四位在中国近代对甲骨文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素有“甲骨四堂,郭董罗王”之称,其中郭指郭沫若(字鼎堂)、董指董作宾(字彦堂)、罗指罗振玉(号雪堂)、王指王国维(号观堂)。“甲骨四堂”在研究领域各有所长,罗振玉擅长考证,他断定出写有甲骨文的龙骨被发现的地点;王国维擅长考释,他最早鉴定出甲骨文的一些字词,为甲骨文的研究打通了最开始的道路;董作宾擅长断代,他最早将甲骨文进行分期整理,还原其中所记载的事件;而郭沫若则是早期甲骨文研究的集大成者,他考证出了500多个甲骨文的意义和用法,并对商代奴隶制社会的性质做出了确认。正是由于“甲骨四堂”对甲骨文孜孜不倦的研究,才使得我们能够管窥商代先民们的生活百态,了解我们中华民族创始阶段的筚路蓝缕。

虽然李学勤先生的身影已经渐渐远去,但是对甲骨文的研究热度却在与日俱增,甲骨文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质朴素雅的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并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重要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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