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发人所未发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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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旭麓(1918年—1988年),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建校元勋之一。著有《初中本国史》《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司马迁的历史观》《近代史思辨录》《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等。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浮想录》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本土史学的标志性文本”。

 傅德华

 陈旭麓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研究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

 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

 陈先生的近代中国人物论与他对近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始终抓住“新陈代谢”这个关键词,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火花亮点,层出不穷,常发人所未发之音。经陈先生分析研究后的历史人物,往往有一种超越时代之感。这里举两个例子。

 一是1979年他撰写的《光绪略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次年,就敢于为清朝光绪皇帝写评传,确有胆识。

 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皇帝,在这许多皇帝中为人称道而知名的为数不多,光绪(载湉)是这个为数不多中的一个。”光绪从4岁即位,在位34年,尤其是在亲政的1889-1898年受到慈禧牵制期间,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甲午战争,二是戊戌维新运动。在这两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面前,特别是在后一件大事中,光绪有过重要表现,这就是他有名的原因。陈先生从三个方面分析、梳理了光绪能够“接受新思想”的原因和“颇想有所作为”的过程:一,此过程是从甲午战争开始的;二,这是同康有为等维新派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三,他是“百日维新”的实际决策者。有鉴于此,陈先生提出史学工作者要“大写‘比较能接受新思想’、‘颇想有作为的载湉’”。

 30年前,他写了《道光是怎样一个皇帝——序〈道光皇帝传〉》一文,在文中对道光皇帝做了这样的评价:“他不英武,也不昏庸,是一个勤政图治而无显著政绩的皇帝。”“他又是一个颇为知名的皇帝。因为他碰上了中国划时代巨变的鸦片战争,他是这场战争的头号当事人,中国近代史是以他的年号——道光二十年为起点的,一接触近代史就得接触他。由于鸦片战争的丧权辱国,在近代史的记述中,夸大了他颟顸虚骄的一面,有点漫画化。”统而言之,“他是一个处于历史转折、事变旋涡中颇想有作为的皇帝”。

 二是早在1988年,陈先生在国内召开的一次题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学术研讨会上,即席做了一个发言,一反过去对李鸿章卖国贼的评价,提出了“李鸿章有没有爱国主义之心、民族主义之情”的问题。

 他认为,李鸿章“是有的,他毕竟是炎黄子孙。他办的许多企业,是为了抵制外国,分洋人之利的。拿军事来说,他创建的北洋水师是对外的,威海卫炮口是对准外国侵略者的”,“过去说李鸿章崇洋媚外,投降卖国,铁证如山”,陈先生说,“我相信了。现在大幅度转变到说李鸿章有爱国主义思想,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呢?”陈先生认为,“李鸿章还是李鸿章,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是政治上的需要反映到我们历史研究上来,当然,也因为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同志从封闭中钻出来,走上了开放改革之路,观念不能不有所调整。”

 所以,陈先生提醒我们,不要重犯过去“讲一个人好,那个人简直好得是一个完人;要讲这个人坏,那就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毛病。

 评论历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故”和“理”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要求他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就撰写了多篇有关研究历史人物的文章,并将其集辑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出版。他曾在书中批评那种把历史作为“百个大钱”,你爱怎样摆就怎样摆,把历史看成随意拼凑的七巧板,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也就只凭自己的好恶下笔,甚至为了标新立异可以完全抹煞甚至歪曲事实的做法。他提出我们今天应该完全不是这样,我们评论历史人物,自有一定的“理”,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故”和“理”。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人物应尊重史实,以史料为依据。诸如他撰写的类似对李鸿章、光绪皇帝等人物评(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斗争,可以使人们产生忍受一切的力量。 ——奥斯特洛夫斯基)价的文章,无不遵循这一基本原则。

 陈先生对近代中国人物研究的文章为什么那么受读者的喜爱?其原因可用他在评价写得比较好的人物传记时所做的评论来归纳:一是长期的积累,他认为“深耕必能摘取硕果”;二是对史料的把控到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三是对各类人物的性格,能够做到独具慧眼,确确实实做到“知人论世”,这一点亦不是每个史学家都能真正做到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版供图: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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